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始于哪一年,并于哪一年进行第一届_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

1.中国足球如何从专业化走向职业化？

2.我国在足球方面比较弱，应该怎么改变呢？

3.急求一篇关于足球职业改革背景的文章

4.中国足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

5.什么是足球职业化

6.中国足球大事年表

职业联赛没有让中国足球进步多少，球技让位于商业炒作。

中国足球的落后，根本原因在于竞技水平的落后，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目的来搞职业联赛，因果倒置，事与愿违。财大气粗的私人老板急功近利，不培养球员，而是热衷于挖墙脚，破坏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靠金钱开路，靠商业炒作提高不了竞技水平，职业联赛以来，私人老板不是为了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而投资的，绝大多数私人老板投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目的是取得政策支持，拿地搞开发。私人老板对联赛的涸泽而渔，侵蚀中国足球成长的空间。

一、职业化的联赛没有让中国足球这棵“弱苗” 健康 生长。

中国足球技术水平低，优秀球员缺乏，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球员，难以职业化，而中国足球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来搞职业联赛，因果倒置，事与愿违。随着职业联赛的开展，财大气粗的私人老板急功近利，不培养球员，而是热衷于挖墙脚，破坏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广药留下的足球底子被彻底摧毁后，支撑中国足球半壁江山的粤派技术球员彻底退出中超，吴坪枫等粤派球员无球可以踢，的球员委身低级联赛，不幸的球员不到三十岁就退役，国家队少了彭伟国谢育新等类型的技术中场，单靠北方力量型球员支撑的国家队踢不过东南亚。

二、职业联赛市场化的负面作用，没有把提高中国足球竞技放到首位。

体育 竞技有其自然的规律， 体育 金牌的含金量在于运动员付出的汗水，靠金钱开路，靠商业炒作提高不了竞技水平，随着中国职业联赛的开展，商业化和 化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上场踢球成为投资，没有运动员身体条件的球员只要商业运作好也能上场踢球，国家队员的资格成为商人投资的工具，国家荣誉让位于商人的投资收益。

三、私人老板对联赛的涸泽而渔，侵蚀中国足球成长的空间。

职业联赛以来，私人老板不是为了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而投资的，绝大多数私人老板投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目的是取得政策支持，拿地搞开发。

四、俱乐部中性化，成为压死中国足球的最后一根稻草。

按照政策起草者的原意，是中足球基础好的城市对俱乐部进行股权改造，提出的一个思路之一就是 体育 场等基础设施入股俱乐部，这样就避免单一的投资者退出足球造成动荡，因 体育 设施不会随队转移到其他城市，股权改造好的球队就有可能不随投资者的变动漂移到其他城市，股权改造成功的结果是俱乐部名字的中性化。而这届足鞋乱作为，不去做俱乐部股权改革的工作，通过一纸通知，一刀切式的让俱乐部改名字，这届足鞋的罪责太大，必须追责严惩。

中国足球的出路，必须回到体校层层选拔的体系里来解决，必须利用体制的优势，从14亿人中选拔出达到踢职业足球身体条件的运动员，而不能靠职业联赛搞商业运作进国家队，那样代表不了国家水平。

踢足球特别是踢职业足球，就是靠身体，从14亿人中选出11个达到欧洲人身体条件的运动员，再谈足球的技战术。职业联赛前，中国的足球的运动员大多是练田径的，这些从中国体制学校出来的球员，虽然脚下技术差一点，但身体条件摆在那里，那时候的中国足球水平并不算太差，在亚洲范围内不是弱队，职业联赛后，体测取消了，新上来的这些运动员怎么样呢？脚下技术也确实有提高，身体条件达不到职业水平，训练场上玩花不成问题，到了比赛场上，由于体能不足以支持打满全场90分钟，在比赛场上散步，跑不起来，身体条件不允许，中国足球差，是差在了身体。本来身体就差，训练水平再差，中国足球当然不行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青训上找出路，而不能靠归化外国人。

体能训练是中国足球的弱项，看看中国 体育 ，对体能要求强的项目就差，对体能要求不强的如乒乓球体操跳水等就强，三大项集体缺席奥运会这就说明了问题，所以中国足球的出路，还要研究体能的训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让球员身体更强壮，二是体能训练保持水平。中国不能像西方那样靠药物刺激运动员的身体发育，所以选拔出不用药物刺激就能身体壮的运动员来踢足球是关键。

足球运动的实质是拼身体，脚下技术必须是在体能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这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证明了的，中国足球要想好，必须认识到体能在足球运动中的基础作用，足球人口的数量多不能保证国家队踢进世界杯，必须首先从14亿中选拔出具备像欧美人体质的运动员，再加上科学训练，才能踢时世界杯，这是唯一出路。

中国足球，响应号召，应了伟人的国策方针，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

至于能不能带动大多数人热爱足球，另说吧！

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巨资引进外援，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金元足球让中国足球止步不前。使用归化球员也意见不同，不少人反对。国足就是十强赛起至今。就这么个水平。今年有归化球员，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准。因为从进入十二强赛以后，就应该以归化球员为主的大方向。就没弄明白。导致出线无望，球迷不满。李铁更是举步维艰。球迷一致认为归化球员上晚了。不过此时，让我们想起了一件事。世预赛前，就引进归化球员一事。大家想一想有不少球迷那是相当的反对。也有骂李铁的。如今，对于归化球员使用的问题，他们都去哪啦。人间蒸发啦？

工资涨了，水平降了。世界一流的工资，不入流的水平。

改变了球员的工资 。

改变了联赛名称，改变了世界排名！

学会享受足球！不知道怎么踢球了！

商业行为完全改变了中国足球的味道……

从二流水平变三流，拍脑办事

每况愈下。

中国足球如何从专业化走向职业化？

中国足球发展：在1994年之前，中国国内的足球队均为专业队，大多数由各地足球协会管理，名称也以各省市的地名为主。此外，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下属于不同国有事业单位的行业体协，比如铁道部下属的火车头队、军队下属的八一队、武警部队的前卫队等。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召开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将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职业化的主要动机是让各参赛球队脱离原有的行政体育机制，完全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作为生存发展的手段。红山口会议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足球俱乐部”。1993年12月上海申花成立，中国才出现了完全脱离机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而与此相反，诸如辽宁队、八一队等原专业体制下的老牌劲旅，则多年内始终无法真正脱离原有行政关系，最终面临降级甚至解散的困境。1994年，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开始。职业化的甲A联赛、甲B联赛一共进行了10年，2003年赛季结束后，改制为中国足球和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超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仿照英格兰足球等欧洲先例，由各职业联赛俱乐部自主管理和运营赛事，逐渐脱离中国足协的管理。中国足协转而负责各级国家队比赛、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等任务，以及组织足协杯等其它赛事。2013年6月15日，在合肥体育中心1:5惨败于泰国国奥，这场比赛再次将中国国足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人表示不再相信中国足球，甚至有个别高校校队出面公开挑战国足。中国足球发展中期目标:2030年男足跻身亚洲前列。2016年4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下称《规划》)出台。规划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间段,近期要实现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中期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远期则要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目标,中国足球实现全面发展。《规划》提到,中期从2021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要实现是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发展目标。动力更足的含义是,管理体制科学顺畅,法律法规完善健全,多元投入持续稳定,足球人口基础坚实。每万人拥有1块足球场地。活力更强指的是,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行,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参与,足球产业规模有较大提高,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引擎。影响力更大指的是,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体育大国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扩展资料

现代足球进入中国二十世纪之初，现代足球由欧洲传入中国。“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在旧中国，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确实非凡。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称号。16年，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格兰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士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其时，中国足球在亚洲逐渐发展强大，和李惠堂一起，涌现出了第一批开天辟地式的先驱，第一次出现代表国家外战的正规球队。这是一种标志，中国足球开始起步，足球在中国成为规范化的竞赛。在1915年到1934年，中国获得了远东运动会的九连冠，并于1936年，1948年两次入围奥运会。这时，中国足球在亚洲是当之无愧的霸主。随后的时间内，由于政治等原因，整个世界足坛都出现了一段真空，中国足球也不例外。参考资料

呃！我们的大**什么时候喜欢这种没品味的沙滩烤肉了？”李曼婷调侃道。

我国在足球方面比较弱，应该怎么改变呢？

我自己想了几点，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第一，足球要市场化，从球场的使用，门票的定价，及主场广告的收入，

第二，足球转播要经营化，俱乐部能从转播商那里拿到钱，不管多少，一步步的走向成熟，

第三，球员合同的规范化，尽量做到合同的合法

第四，足协要从完全干涉变成协从服务，

第五，把握好青训，投入少的俱乐部可以通过培青年才俊完成对自己的换血！

急求一篇关于足球职业改革背景的文章

其实做任何事情，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足球的起源是中国，可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水平却是非常的落后的，一度被大家各种嘲笑，我们国人对于这个运动也是非常的不相信，觉得他是非常的不靠谱的，因为他这些年的成绩，真的让人太失望了。

其实中国的足球选择职业化市场路的发展行径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但是得到的效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从国家队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成绩真的是每况愈下，可以说是战无不败，不管是大赛还是小赛，只要是小组出线的话，每次都会让大家感到深深的失望。但是大家还是会对他抱有希望，希望哪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做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成绩来，但是不知道那一天到底会来不来。

其实我觉得想要提高中国男足的一个水平的话，其实应该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的话，就是改革现有的一个管理体制，可以去把它全部市场化运作，二来就是成立一个监管机构，要对它的运作进行一个严格的规范，还有监督，严格打击操纵球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

还有就是要从小学，初中，高中分阶段的去抓好培训和联赛，这样才能够从小培养出来一些比较强大的力量和球员，而且也要不断地完善赛制，以及人才竞争的一个机制。还可以去鼓励私营机构去开办专业的一个足球学校，让那些喜欢这个行业的孩子们，能够得到一个专业的教育，能够有一个快速成长的良好的氛围。只有从这些方面全部一起下手的话，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否则的话，前途一片黑暗，很难能够翻身。

中国足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这么高规格的***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日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中国国球和国跳的意思）……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是向上层建筑谄媚的另类样板戏，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下一篇：中国足球，行政不可控。

PS：看到有些朋友跟我留言，大意是“不是说过不写中国足球了吗，怎么又写了，言而无信的小人，你要是不写中国足球到哪里去挣钱，我担心你一定会饿死的，你是靠中国足球出名的，现在又来骂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的回复：一、朋友您怎么这么着急着让我不写中国足球，比谢亚龙还着急，我在奥运会男足失利后说的原话是：不写中国足球了，但为了不让中国足球那些孙子们太轻松，走的时候一定会写点东西的，也许九篇，也许十篇。“写九篇总结再走”，你去看看百度或我的博客原话吧。我想这是一个评论过十八年中国足球的人责任或惯性，您千万别急着，我一定会离开中国足球的，就像人们一定不会再喝三鹿奶粉一样，不过在不喝之前，您总得让我们来评说它几句吧，这么急哧白咧，不是那个网络上的谢亚龙儿子，就是三鹿家亲戚。

其实，对于我和中国足球的关系我想得很明白，我不走，你们会想我死的，我走后，您们会想死我的。

二、您能不能换个思路——不是李大眼靠中国足球出名，而是中国足球耽搁了李大眼一十八年，兴许我当年干点别的比干中国足球出名更早呢，之于我足球之外的文字写得怎么样，您最好点进我博客看看，或者买本我的评论集，，散文集，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这话我的朋友徐涛日前也说过，他说：“你不就是文笔在足球界里算好一点的吗，但随便找个北大中文第的学生也比你写的文字好”，当时我笑了，我想，除北大中文系之外的所有学生们也笑了，徐涛是我的朋友，但这话真的反映出他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教练。求您了，找北大学生不过瘾，赶紧找个北大中文系教授跟我PK现代汉语写作吧，还有那30个作协。

三、我不写中国足球会饿死，瞧出您真怕我饿死了，是联合国粮食救济委员会派来的吗。汇报一下，足球报给我的年薪差不多税后十四万左右，我很满足，但这是足球报给我的恩惠不是足球给我的，另外给你说个我在足球之外的数字，李寻欢去一年给我四十万书稿费您信么？卖成电视剧再挣三十万你信么？李寻欢今年为了出版我最新的两本集子答应又涨价了，每个字给我三元人民币，这两本集子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字左右，总共收入就是……您信吗？

您这时一定很生气吧，千万别气着。因为，我已向灾区捐了二十万了。还不算平时其它捐赠款项。

什么是足球职业化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体育大国，在体操、游泳、排球、乒乓球等很多领域里，都慢慢涌现出许多大放异彩的运动员。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的足球，却一直在国内毫无起色，这不禁让人反思，中国足球未来的道路在哪里？

中国足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或者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与困惑。其实自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朗，我们的联赛引进俱乐部制度，引进外援，引进投资商，这些举措都充分证明了，足球就应该掌握在俱乐部手中，球队由俱乐部自己管理。

中国足协尽管一直都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带头人，但也仅仅只能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如果联赛经常因为足协颁布的某些条例而影响到职业化的发展道路，那改革必将会倒退。

中国足球的成绩之所以一直持续走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青训质量差，新鲜血液无法及时补充导致的。范志毅，马明宇，李玮峰，郑智等老一辈的球员已经逐渐退出绿茵场，而现如今能让多数球迷熟知的青年运动员，除了留洋的吴磊、也就只有张玉宁了。中国足球的青黄不接，一直都是球迷们心中的痛。

从培养青训的角度来说，中国足球其实是掌握在全国各地的体育局、学校，甚至是家长们手中。与国外完备的青训体系相比，中国足球对于年轻一代的培养可谓是差了一大截。

首当其冲就是国内目前的学习环境。小孩子从懂事起就被强制建立起努力学习长大赚大钱的思维，在培养?德?与?智?的同时，却偏偏忽视了运动。其次便是基础设施与青训体系。国内可供年轻人踢球的场地实在少之又少，青训体系不持久且经常出现断层。

中国的小孩对于足球其实从不缺乏热情，缺乏的一直都是持之以恒地坚持和训练。很多早年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在U17、U18的赛场上大放异彩，却因为家人不支持而中途放弃。中国足球一直被大多数人当成是一种热爱，但很少有人希望将其变成职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青训一直不见起色的原因，很多球员经过青训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能够进入到俱乐部，甚至进入到联赛里。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仅仅是足协要对商业化、市场化进行妥协，俱乐部之间也应该更具开放性，降低球员市场的流动门槛。对于国人体育观念的改变，国家教育局应该逐渐完善青少年的训练体系，真正让体育与学习相结合。

中国足球大事年表

对于中国的职业化是指由原来的各省市体育局的管理和投入转变成今天的由企业管理和投入。它们的区别就是从专业化的行政管理转变成企业管理（就是从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现在每个球队投入都是由企业根据当年的效益来进行投入。继续追问：

那是俱乐部还有利益呢。企业投资它也要回报的。所以俱乐部在和高水平联赛谈判的时候，没有得到它的利益。那球员就是牺牲品了。补充回答：

所以中国足球在体制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大一点的俱乐部还有能力去搞梯队建设。小的俱乐部就只能望球兴叹了。在中国不管大小俱乐部如果放走一个比较优秀的球员，就很难再找一个来顶替。国内优秀球员太少。从国际上找，它们的资金有限。继续追问：

中国足球职业化12年大事纪

◎ 2004-10-21

“红山口会议”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以袁伟民、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

“棒槌岛会议”

1993年10月14～19日，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槌岛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并原则通过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和《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等文件，决定把1994年甲级A组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逐步与国际接轨，实行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注册制，实行球员流动，继续实行球员身体素质测试，实行俱乐部门票分成，促进球队向职业化过渡。稍后中国足协颁发了相关竞赛文件。

至1993年12月31日中国足协规定的建立职业俱乐部的截止日，全国11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都分别成立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涵盖了参加1994年甲A、甲B联赛的24支球队。

甲A联赛元年

1994年3月17～20日 中国足协在昆明进行20支队伍359人参加的体能测试，结果245人达标，114人不合格，其中28人被禁止参加体能补测。被淘汰的著名球员中有:李红军（吉林）、蔡晟、冯志刚（武钢一队）、翟彪（北京）、李红兵（江苏）、李强（青岛）等。

1994年4月17日(第一轮)经过重新包装的万宝路杯1994年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开始，开幕式在成都举行。六个赛场观众踊跃，共有约15万人观看了首轮比赛，其中成都和延吉的观众都达到4万人以上，昭示着中国足球开始向职业化方向发展。

延边队

1995年10月8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16轮，四川全兴队主场和延边现代汽车队的比赛中，延边队为抗议裁判“执法不公”，消极比赛，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不正常的只守不攻的场面，以0∶6负于四川全兴队。后中国足协通报批评了延边现代队。

亚洲定位大讨论

19年5～11月 中国队第六次冲击世界杯未果。引发了一场如何为中国男子足球在亚洲定位的大讨论。

健力宝模式

1998年7月22日 组队五年赴巴西留学的中国健力宝青年队（原中国健力宝少年队）解散。有关“健力宝模式”的孰是孰非，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会成为中国足球界的重要话题之一。

球员国际化

1998年8月 辽宁队球员李金羽转会法国南锡俱乐部。北京国安队队员杨晨租借到德国法兰克福俱乐部队（次年转会）。上海申花队的范志毅和大连万达队的孙继海加盟英国水晶宫俱乐部队。这是中国球员继古广明、贾秀全、柳海光等之后，再次进入足球发达国家的赛场。

“隋波”

1998年8月22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B组联赛第十六轮云南红塔和陕西国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国力主教练贾秀全公开指出本队个别球员（“三号隋波”）表现不正常。稍后，俱乐部声称赛前有人曾企图收买本队球员，并有录音带为证。虽然中国足协介入调查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万达退出”

1998年9月27日 1998年中国足协杯半决赛大连万达队和辽宁队次回合比赛中，由于对主裁判俞元聪三个点球的判罚不满，导致万达队出局，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键林怒发冲冠，宣称“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坛”。

“渝沈球案（风波）”

1999年12月5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26轮比赛中，濒临降级威胁的沈阳海狮队在最后时刻客场战胜重庆隆鑫队保级成功。广大球迷及媒体对该场比赛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强烈不满，怀疑是球。虽经中国足协派员调查，仍是不了了之。

反黑风暴

2001年末～2002年初 由于2001年甲级B组联赛中的不正常现象，广州吉利、浙江绿城两个俱乐部揭爆中国足球界的裁判黑幕，引发了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反黑风暴。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成为第一位因涉嫌收受贿赂被正式逮捕的足球裁判员，十个月后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甲A谢幕

2003年11月30日，为全体中国人带来过无数喜怒哀乐的甲A联赛隆重谢幕，“前途无量”的甲A将退出中国顶级足球联赛的历史舞台，被更具诱惑力的“中超”取代。

中超开战

2004年5月15日 中超首轮开战。

2004年10月 北京现代罢赛，北京国安俱乐部致电北京足协退出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