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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足球的新闻

2.急求一篇关于足球职业改革背景的文章

3.最近都有哪些体育新闻？

1、足协的“赌”

中国足协自2000年后就酷爱豪赌，先是豪赌世界杯，结果世界杯倒是参与了一回，但中国足球却至少倒退了十年。2000年以前，好歹中国队还算是亚洲准强队，常年的亚洲老五。经此一赌，现在中国队充其量算亚洲2流，而且还是2流下游。连8强赛都混不进去了。现在又开始豪赌08了。不知南非世界杯时中国能不能赢香港。

2、鲁能的“嘴”

山东足球扰乱市场秩序，逆市而上，本无可厚非，谁叫人家是国企，不计成本呢。但鲁能从总经理到球迷都是能吹的了。动不动就中国最强队，中国之类的言谈。今年四大皆空咱且不说，单说人的荣誉是几十个联赛冠军，9个欧洲冠军拼出来的。虽然今年战绩不佳，但人家有那个资本，有那个资历。山东足球这些年仅拿过一个联赛冠军，有什么骄傲的。不要成绩不好，就说成绩也不好的鬼话自欺欺人了。中国足球之所以不好，就是山东这样好大喜功，不愿自我反省的人太多了。

3、体育总局的“令”

中国足球区别于其他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足协并不能领导中国足球，足协上面还有体育总局这位大爷，没事就发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令，足协的下官们，就德不管对错的执行下去。

4、联赛的“系”

世界大牌球队都有自己的二线队在踢联赛，比如拜仁青年队 勒沃库森青年队 AC米兰青年队等都在各自国家的联赛踢球，但他们都不能与一队在同一级别联赛踢球。一旦升入顶级联赛就要将壳卖掉。中国的四川队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参照西方做法，足协令卖掉壳，如其不卖，足协就可以将其降到下一级联赛。足协的不作为，也怪不得。

5、青少年比赛高于成人比赛

世界各国公认的最高水平的比赛是世界杯，一个国家足球的最高任务是成年队。而中国确有自己的特色。奥运足球竟然高于世界杯且不说，连20岁以下青年比赛都成了举国关注的比赛了。真是天下奇闻。青少年足球运动是应重视，但那主要是提高青少年的技术水平，扩大参与规模，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要在世青赛上取得什么辉煌的成绩，在青少年就让队员打发成型。以损害未来的代价，在青少年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众所周知，成人队成绩才代表世界各国足球水平。并不是青少年成绩上去了，国家的足球水平就提高了。喀麦隆、尼日利亚都拿过奥运冠军，可以这些球员组成的国家队，现在连世界杯决赛圈都没进去。日本拿过世青赛亚军，可能说日本足球就是世界强队吗？德国、英格兰、法国、荷兰、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等球队在奥运会和世青赛上的成绩甚至远不如中国，难道他们的足球水平就不如中国了。所以中国队在08奥运上成绩越好，我敢断定，再2010世界杯赛上摔的越惨。

6、政策的早令夕改

中国联赛的升降级改来改去就是明证。不知明年会不会再次宣布取消降级，可能性很大悠。以前联赛都快踢完了都敢改，何况明年联赛还没踢呢？

7、球迷的利益永远是无关紧要的

每年足协的政策都是先维护自己的利益，然后是俱乐部的利益。每次到最后都是损害球迷的利益。难道足协就怕球迷太多。

8、好大喜功

一个东亚运冠军 一个东亚四强赛冠军和一次世青赛小组出现，三次鸡毛比赛（某记者说联欢会杯是鸡肋，那这三次比赛只能是鸡毛）就让我们的龙王乐的。

9、漠视现实，自以为是

中超联赛各队，除了某只不计成本的国企球队，实际都在亏损。中国足协却出台什么中超准入标准。什么盈利3000万等等。我敢断言，中国球队没一只达到这些标准的。足协明知不可为，各队都是弄虚作，偏偏定这么高的门槛。欧洲五大联赛的准入标准也没这么高，基本只有两条：1、成绩合格 2、债务不超标

10、联赛永远是次要的

虽然我们年年喊联赛为本。但鬼都不信。

回

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中国足球经历02年世界杯第31名的佳绩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以谢亚龙为核心的中国足协的英明领导下，中国足球与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的关系，交流方式也多种多样，由单纯的竞技转化成全武行。而对手，不再是日韩，而是伊拉克等在战火中沐浴的国家！

在亚洲，中国足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都是中国足协的功劳。泰国人高兴，因为他们能战胜中国队，结束了多年的“恐中症”；东南亚人高兴，因为他们的因为中国队小组出局在亚洲杯大赚；韩国人高兴，因为他们从中国队身上拿走冠军；日本人也高兴，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球迷的“大义灭亲”，而不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队最高兴，因为他们出名了，国际足联为此特意罚款4500美元。钱么？中国足球有的是钱，4500？你罚我45万我都给的起。东亚四强赛冠军？毛！我们要的是世界杯，你们这个垃圾比赛，我们不放在眼里！

伟大的中国球员，他们继承了先驱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优良传统，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吃红牌没事。我们的球衣不就是红的吗？专为中国球员量身定做的！

让我们赞扬一下我们的中国队吧，奥运散打冠军我们拿定了，奥运会足球赛的红牌我们承包了，当然，奥运足球金牌没分量，我们要申办2018年世界杯，等着吧，在伟大的中国足协的领导下，全体中国队员将高举“人不犯我，我偏；牌不在多，有钱就行；踢得再差，奖金照拿；足协领导，金枪不倒”的伟大旗帜，为开创中国足球社会新局面而奋斗！

3月15的中泰之战让我很惊讶,我认为中国国家队现在就解散是最好的选择,看到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实在太业余了,没有斗志,没有精神,所有的只是在应付所在的比赛,最后我觉得都回家抱孩子吧! 兴许在孩子那能够找到他们的满足. 一个喜欢足球的大连人.

我觉得现在想要最快速度的提高足球水平，我建议如下方案：1加强球员管理，使得有潜质的球员留学西方联赛的路平坦。不要怕自己联赛成绩不好，否则中国没有出路。

2借签日本，澳大利亚的发展思路-从西方引进些“过气”球星。（过气：年龄大了，无法在联赛立足的，准备退休的。但是如果象罗纳尔多这样虽然状态不在却仍然能算二流球星的球星，我们依然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联赛。我想他们加入我们的联赛就是来退役的不是来赚钱的，所以应该不会太贵，再贵恐怕也没有某些中国球员的工资贵吧）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联赛和我们的球员踢比赛，言传身教，使我们耳闻目染，最后形成良好的氛围。

3 足球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在运动中进球的比赛，因此，加强锻炼球队是最根本的目标，最好是和西方球队签定每年的友谊赛的约定，定时锻炼队伍是个很重要的决定

如何才能加入中国足协我要整治中国足球

总之很佩服你，你想加入那里 估计要有人脉，你没看足协的领导们天天都

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

输球表面上是球员水平不行，但为什么球员的水平会不行？

中国这么多人就找不出11个水平高的吗？

表面上中国人是多，克真正从事职业足球的人能有多少？据统计中国的职业注册球员是2万。在日本，这个数字是20万。

日本有多少人，中国有多少人？

中国老说是从13亿人选11个人，其实是从2万人中选11个人，怎么能比得过人家的人才？

因为在中国，要培养一个足球运动员是需要大量金钱做支持的。足球学校的学费只有富人才上得起，所以是从有钱人中在选人。穷人想踢球？想都别想！

而且中国足协的官员选拔制度有着极大的问题。纵观那些足球强国，有哪个国家的足协是位于体育总局旗下的？人家的足协都是独立机构。这也就造成了足协由体育总局来任命的世界奇观。你说谢亚龙他一个跑步的懂什么足球？根本就是乱弹琴！这样的人怎么来领导整个中国足坛？而且出不了线他们是不会负责任的，表面上免去足协职务，实际上只是被调到体育总局其他部门继续腐败。上任足协阎世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出不了线不用负责，他们这群龟孙子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一个国家的足球想要发展必须从联赛抓起，因为联赛是基础，是培养队员的温床。各大足球强国的联赛管理机构都是职业联盟，由各大俱乐部联合组成，任何俱乐部都有发言权，联赛盈利每个俱乐部都有份。可是中国的联赛由中国足协一手操控，盈利部分由足协全数掌控。而且中国足协的帐目是不对外公布的。赚了那么多钱用到哪了？怎么用了？谁也不知道。倒是足协官员的肚子一天天见长，四川地震也不见哪位足协官员捐款。因此本应属于俱乐部的利益都石沉大海了。俱乐部没有利益，自然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再加上中国足坛一贯的黑暗，愿意赞助的赞助商也是越来越少。培养人才无论从硬件到软件都是需要钱的，俱乐部没钱，怎么培养人？

综上所述，中国足球的没落，实在是体制的没落，不要再骂球员了，不要再骂教练了，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输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输。

只战胜自己，就不必参赛（谋省中考模拟作文）

运动员中有一句经典的话：重要的是战胜自己。我考证不出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属于哪位“不著名”的运动员，因为著名的运动员大多不说这句话。但我知道谁引用这句话都不算盗版，所以，无论是大赛前还是大赛后，爱说这句话的人都不少，但我发现说这句话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历次比赛都拿不到冠军的，二类是一到了比赛就心理压力过大的人。

赛前就知道自己是陪太子读书的，那光辉瞩目的领奖台是给别人搭建的，自己的成绩无非是别人名词递进时的基数，这个时候如对着访的镜头，说出那句经典之话：“贵在参与，重要的是战胜自己。”那就是拿着涂了油彩的遮羞布这么一晃，就只剩下“光彩”了。语言的奇妙就在这里，就像曾国藩讨伐太平军时，把属下准备汇报给皇帝的战况材料中写到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虽说战场的局面照旧，但曾国藩却用那支笔把一支草包的清军“改造”成了顽强的队伍，慈禧太后听着也舒服多了，但剿灭太平军却不能用笔呀。

竞技体育比赛要的就是名次，战胜所有的对手，才能拿金牌，战胜的仅仅是自己，连铁牌也没人给你发，如果我们图的就是战胜自己，完全可以在自家的庭院之中“较量自己”嘛，就不必“千里赴戎机”，费银子，耗体力了。就像中国足球队，球迷宠，收入高，素质差，却自恋，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亚洲是弱旅，早就战胜自己了，但就是战胜不了别人，这样的球队国家还养着干啥？难道就为了给国人添堵吗？让他们玩“战胜自己”不就行了吗。

那是不行的，重要的是战胜对手。战胜不了所有的对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让所有的对手战胜还没有失败感，又来一句“我战胜了自己”，可你自己能办奥运会，还是能办世界杯呀，不能办吧。这次奥运会国际友人们都来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们给人家的最高礼遇就是“战胜”对手。运动场上让人家尊敬你的前提就是你还是我的对手，被剑客击中，被拳击手打到，都不会成为今后的敌人，反倒是那些“屡战屡败”的对手，你就是拿高价的出场费邀请人家“强者”来打一场热身赛，人家都懒得来。

无论你是强者还是弱者，只要去参加竞技体育比赛，就要想到：我就是为了战胜对手才来的。战胜不了所有的对手不是失败，但战胜一个对手也是一次胜利，千万别把自己先当作了战胜的对手，战胜自己的事儿留着回家时再干。

竞技体育不是锻炼身体，伸伸腿弯弯腰，随着音乐做体操，竞技体育的精髓在于胜败，如果只是一个强者的游戏，那么这项运动也无法长久，李永波有句名言：竞技体育的残酷，就在于它的标准就是胜败。是啊，我们培养一个金牌奥运选手的资金在2004年大约是一亿人民币，如今就不止这个数了，不战胜对手，就不如把那些钱都用来发展全民健身的群众体育活动了。

运动员千万别拿“重要的是战胜自己”来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竞技体育战胜谁都重要，就是战胜自己不重要。

读书，一个拯救中国足球的法宝！

一提及中国足球，难免会使国人产生一种黯然神伤的感觉。尽管中国足球已经走过了几十年

的风雨历程，然而，一种灰暗的阴影却始终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那么，中国足球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呢？是管理体制问题，还是技术战术水平问题，或者是青少年后备人材培养问题？在笔者看来，导致中国足球多年以来发展状况止步不前的原因，它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几种病因之外，还有一种原因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球员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素养问题。

也许有人会问，足球是一种体育项目，它怎么会与文化素养扯到一起去了？不错！足球的确是一种体育项目，然而它更是一种具有“头脑性”的团体竞技项目。在绿茵场上，只懂得用脚去踢球的人，他所为我们展现的顶多是一种匹夫之勇；而唯有懂得用心去踢球的人，他才能为我们展现出一种智者之谋。

在此方面，作为我们近邻的韩国、日本，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一种文化足球理念的内涵。据

相关资料统计，在韩、日联赛效力的本土球员中，9 0%以上均为大学生，另有极少数球员为高中生。而在我国职业联赛效力的本地球员中，拥有初中以上文凭者居然仅占5%，大多数球员都是初中未毕业，更有甚者，连小学都没有读完。

由于文化知识的贫乏，将会使球员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低下程度淋漓凸显，而以此种思维，也将会很难在赛场上拥有一种对形势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对教练员技战术安排部署的领悟能力。曾有一位在中国短暂执教的世界级教练，下课之后扔下这样一句话：“我在很多国家都取得了成功，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中国失败了。我的思想、我的战术，根本就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执行，我真的很困惑！”而同样的话，俄罗斯的涅波说过，韩国的金正男说过，巴西的拉扎罗尼说过，前南斯拉夫的米卢也说过。由于文化素养的低下，将会很难使球员在赛场上拥有一种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拿中、韩两国男足相比较，也许有很多人不

理解，韩国球员的身体条件要远逊于中国球员，个人能力也不见得比我们高出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身强体壮的中国队却屡屡俯首于韩国队呢？在绿茵场上，中国球员也许并

不缺乏个人技术和体能，而唯一缺乏的却是韩国人的那种无私的爱国情怀以及忘我的拼搏精神，也正是由于这种豪情的释放，才会激发起韩国球员凝聚成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战斗团

队，并向着自己的奋斗目标英勇前进！

在中国这方足球土壤上，至今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一种贫瘠，而这种贫瘠确是必然的，因为首先在土壤成分中就太缺乏知识的成分。也许，我们不能说文化素养将决定足球的一切，但套用这样一句话：“文化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能的！”而作为提高文化素养的渠道，唯有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有提高了文化素养，才能使中国球员在绿茵赛场上，拥有一种智慧的果敢，一种爱国的豪情和一种拼搏的精神，从而激发起一种强烈的团队作战欲望，像男人一样去战斗!

国际足球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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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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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求一篇关于足球职业改革背景的文章

仔细查看巴西足球甲级联赛20家俱乐部的全称，会发现其中有12家都不是“足球俱乐部”，而是“体育俱乐部”或“赛艇俱乐部”（起源于赛艇）。足球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是绝对的主项，但是他们也在开展其他体育项目，既培养专业运动员，也有面向业余层面的兴趣班。俱乐部里的运动场地设施还对外开放，让社区周边缺乏健身场地的问题迎刃而解。

最近都有哪些体育新闻？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这么高规格的***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日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中国国球和国跳的意思）……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是向上层建筑谄媚的另类样板戏，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下一篇：中国足球，行政不可控。

PS：看到有些朋友跟我留言，大意是“不是说过不写中国足球了吗，怎么又写了，言而无信的小人，你要是不写中国足球到哪里去挣钱，我担心你一定会饿死的，你是靠中国足球出名的，现在又来骂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的回复：一、朋友您怎么这么着急着让我不写中国足球，比谢亚龙还着急，我在奥运会男足失利后说的原话是：不写中国足球了，但为了不让中国足球那些孙子们太轻松，走的时候一定会写点东西的，也许九篇，也许十篇。“写九篇总结再走”，你去看看百度或我的博客原话吧。我想这是一个评论过十八年中国足球的人责任或惯性，您千万别急着，我一定会离开中国足球的，就像人们一定不会再喝三鹿奶粉一样，不过在不喝之前，您总得让我们来评说它几句吧，这么急哧白咧，不是那个网络上的谢亚龙儿子，就是三鹿家亲戚。

其实，对于我和中国足球的关系我想得很明白，我不走，你们会想我死的，我走后，您们会想死我的。

二、您能不能换个思路——不是李大眼靠中国足球出名，而是中国足球耽搁了李大眼一十八年，兴许我当年干点别的比干中国足球出名更早呢，之于我足球之外的文字写得怎么样，您最好点进我博客看看，或者买本我的评论集，，散文集，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这话我的朋友徐涛日前也说过，他说：“你不就是文笔在足球界里算好一点的吗，但随便找个北大中文第的学生也比你写的文字好”，当时我笑了，我想，除北大中文系之外的所有学生们也笑了，徐涛是我的朋友，但这话真的反映出他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教练。求您了，找北大学生不过瘾，赶紧找个北大中文系教授跟我PK现代汉语写作吧，还有那30个作协。

三、我不写中国足球会饿死，瞧出您真怕我饿死了，是联合国粮食救济委员会派来的吗。汇报一下，足球报给我的年薪差不多税后十四万左右，我很满足，但这是足球报给我的恩惠不是足球给我的，另外给你说个我在足球之外的数字，李寻欢去一年给我四十万书稿费您信么？卖成电视剧再挣三十万你信么？李寻欢今年为了出版我最新的两本集子答应又涨价了，每个字给我三元人民币，这两本集子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字左右，总共收入就是……您信吗？

您这时一定很生气吧，千万别气着。因为，我已向灾区捐了二十万了。还不算平时其它捐赠款项。

电话记录曝出惊人内幕 尤文图斯俱乐部总经理莫吉一直是意大利足坛的风云人物，他为尤文图斯近年来的长盛不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电话竟然会被窃听。在5月4日出版的《米兰体育报》上，刊登出几段2004年都灵公共检察官对莫吉的听内容。其中一些对话令人触目惊心。莫吉在电话中公然对当时意甲裁判指定员佩卢吉·帕伊莱托“颐指气使”，并亲自为尤文图斯队比赛指定执法裁判。此前人们对尤文图斯队在比赛中经常受到裁判“照顾”的猜疑终于被证实了。 发生后，意大利足协表示要对此事调查到底。意足协卡拉罗说，“真正的球迷都很伤心，并且愤怒。我们可以允许错误发生，但却无法容忍即使它们被发现了也不被查明和纠正。” 当事人莫吉在沉默很久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我非常难过，我发现报道的情况与事实完全不同。” 丑闻引发下课狂潮 “电话门”曝光后，在意大利足坛引起强烈震荡。就在4天后（5月8日），意大利足协，67岁的卡拉罗便引咎辞职，虽然他在辞职报告中表示，本次辞职是因为“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足协的工作将会非常繁重。因此足协需要一个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管理人员。”，但是谁都知道，“电话门”才是导致卡拉罗辞职的真正原因。因为早在今年3月份，意大利检察院就曾给意足协出示过相关报告，但是直到5月份意大利媒体将此事曝光之前，意足协一直无动于衷。 尤文图斯俱乐部前执行经理吉劳多。新华社发。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又过了3天后，也就是5月11日，尤文图斯俱乐部董事会也提出集体辞职的申请。虽然他们在申请理由中并未提到与“操纵裁判”相关的任何细节，只是说“按照惯例，尤文图斯俱乐部董事会即将届满，要进行换届选举”。而与此同时，莫吉父子和尤文图斯俱乐部执行经理安·吉劳多却飞赴罗马接受那不勒斯地方法院的问讯。 至此，尤文图斯俱乐部操纵裁判丑闻的黑幕开始被揭开。不过此时尚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一足坛黑幕会揭到何时为止。 意甲豪门纷纷落马 就在AC米兰队老板加利亚尼对莫吉的“电话门”频频发表评论，表示自己的清白和对对方的鄙夷时，麻烦正在悄悄降临到他的身上。 5月15日，意大利《晚邮报》首次将AC米兰俱乐部涉嫌安排裁判的摘要公之于众。其中“你们不能再出错了”，“下一场一定要给我们安排几个听话的裁判”，“你怎么能把那个进球吹掉”等对话内容让人瞠目结舌。 而此前号称自己绝对没有问题的罗马、国际米兰等豪门俱乐部也纷纷被牵扯进来。电话录音记录证明，前者曾在2004年的意甲联赛中涉嫌打球，而后者也曾在2004—2005赛季联赛中涉嫌操纵裁判，当时至少有两场比赛的主裁判受到了国米方面的控制。 此后，意甲的佛罗伦萨、拉齐奥、乌迪内斯、锡耶纳、梅西纳，意乙的阿雷佐、科罗托尼和阿维利诺也纷纷被曝光曾经参与打球和，如果事实成立，其中至少有三支球队将会受到降级的惩罚。 至此，意大利各支球队几乎已没人能证明自己是绝对清白的了。意大利球迷高举写有“我们被愚弄了”，“强烈要求司法介入”等标语在尤文图斯俱乐部门口游行的场面，成为都灵市的一大景观。 丑闻演变成政治 随着对莫吉审讯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内幕被揭示出来。5月19日，在那不勒斯检察院长达6个小时的审问后，莫吉的防线彻底崩溃，他承认了自己贿赂足协官员及裁判、操纵转会的全部罪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为莫吉提供帮助的不仅有相关球队与足协官员，甚至一些欧盟国家的警察、政要也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大开绿灯。 据莫吉交待，在去年冬季的转会过程中，他曾帮助他们青睐的西班牙籍球员非法搞到签证。同时罗马警察厅也报告说，莫吉与一些罗马警员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都灵警察厅不断为他提供庇护，意大利体育部的诸多官员也曾为莫吉提供过“特殊的帮助”。 据莫吉提供的材料，菲乌米季诺机场的两名海关人员曾在他的示意下做出过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两名“关键人物”曾帮助尤文中场大将埃莫森的助手拉伊奥拉“巧”渡难关。当时，拉伊奥拉因为签证问题在达·芬奇机场被海关人员截下，拉伊奥拉立刻给莫吉打电话，请求他帮助解决问题。莫吉打电话告诉拉伊奥拉他在海关内部“朋友”的电话号码，使他最终得以顺利离开。 此时，“电话门”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而演变成一起政治。当被记者问到对此事有何看法时，意大利看守内阁总理贝卢斯科尼只说了一句话：“这真是太可怕了！”候任总理普罗迪也表示，应立即派专员对全国足协进行整顿。而前欧盟委员会委员马里奥·蒙蒂则指出，意大利足球界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缘于意大利政治。 司法介入毫不手软 鉴于此次“电话门”丑闻越演越烈，已远远超出意大利足协所能控制的范围。日前那不勒斯检察院以“集团舞弊罪”向涉嫌该的41名球界人士发出传票，令其出庭聆讯。意大利足球界的“特大地震”已经全面爆发，意大利足坛进入了“全面混乱”之中。 据那不勒斯检察院透露，意大利足球黑幕下掩盖着一个“真正的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内部存在着一个类似黑手党“库波拉”的领导核心。意全国足协副英诺森·马志尼，尤文图斯俱乐部总经理莫吉和执行经理吉劳多，国际裁判桑蒂斯，意甲裁判指定员佩雷托和贝加莫等6人就是这个足球“库波拉”的成员。检察院在调查中发现,他们不仅通过舞弊、欺诈、威胁等各种手段操控了整个意大利的足球赛事，还涉嫌通过一些经纪公司操纵队员转会、伪造账目，并与非法足球团伙勾结，颠覆足球市场规则。 为了更好地调查此事，都灵和罗马的检察院也已介入此案。他们要求意大利甲、乙级联赛各俱乐部提供、账单记录、与球员签订的合同、俱乐部提供的条件以及规章制度等以协助调查。同时，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沃兰特、斯塔斯和丁提都是意大利著名检察官，意大利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电话门”丑闻的爆发，给意大利足球的声誉带来了巨大影响，也为意大利国家队即将到来的德国世界杯之旅蒙上阴影。但意大利“一查到底”的政策和意大利检察院全面细致的调查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浴火重生后的意大利足球，必然会迎来新的辉煌。